《三联生活周刊》数名记者分赴各名山大川、武学圣地，力图探访今天的武林江湖。但除了那些早已覆盖着历史烟尘的遗迹，影视文学中的江湖似乎只是众人内心深处的一个秘密世界，以至于近在眼前也无迹可寻，远在千里反倒历历在目。在少林寺，在武当山，在陈家沟，在青城山，我们见不到金庸笔下深入人心的颠僧、狂道、隐侠和剑仙，满眼所见的是比自己更寻常，比生活更无奇的渺小人物。

　　或许这正符合了中国深厚的隐逸文化。看透世事的高人，与其在俗世中沉浮，不如遗世而独立。在这些武学圣地的采访和探寻中，正是一些看来普通寻常的人物在我们的时代传承着中国功夫的香火。这让人有一种兴奋的感觉，也许江湖历史的本来面目和今天一样平淡无奇，但在后人的世界里却成了传奇。

　　传奇的主人公便是武侠。周星驰在《功夫》公映后有一次接受采访，谈到很多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很渺小。从平凡到伟大，通常不过是赶上了一个契机。或许正是这个不算发现的常识，让他认识到每人心中英雄侠客的情结。通过《功夫》中受李小龙《龙争虎斗》影响的白衫和黑裤的造型，他用这种符号化的视觉语言描述着童年的梦。

　　上古的侠客“为知己者”浪掷生命。这种没有正义的报恩意识，体现了普通人要求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随着武侠精神的升华，他在社会大众心目中达到了更高的伦理价值。

　　电影《英雄》的编剧李冯认为，武侠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白日梦，这个梦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友情、义气和牺牲等观念，来实现心灵的共鸣和认同。这种将武侠描述为成人童话的观点也许并不新鲜，但精神上的寻根情节，是李冯对武侠价值的另一个看法。“尽管西方的许多意识形态在生活中如鱼得水，但中国人思想的胃口似乎还是需要一点中国自己的东西。说来似乎令人沮丧，因为这种东西似乎只有在古代的武侠精神中存留得更多。而这种东西经过漫长历史的洗礼，在不知不觉中深入骨髓，喂养着我们的精神。”

　　事实好像正是如此。武侠令人着迷的，正是他们令人倾慕的人格魅力：重义轻生，舍己助人，义薄云天，一诺千金……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地为刺客和游侠列传，正是因为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伟大品德，它往往为普通人向往而所欠缺。这种精神尽管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也有存在，但游侠的这些品质似乎离普通人的生活境界更加接近，而实现通往那个精神层面的梯子，就是功夫。

　　相对于传统的中国武术，功夫似乎是以一个电影名词出现的。功夫首先是视觉艺术，但永远摆脱不了一点形而上的东西。这在金庸身上最为明显，而古龙则通过对人物个性的强调而选择了另一种价值取向。孙式太极拳当代掌门人孙永田认为，金庸的小说虽然把传统的功夫带到了神话般的境界，但真正的功夫从未像小说中写的那样神乎其技。正如陈氏太极的创始人陈王廷所言，“闷来时造拳，忙来时耕田”。真正的侠客和武功高手通常将自己深深地隐藏在江湖，功夫只是娱乐他们精神世界的工具。

　　中国人武侠情结的另一个根源在于对个人价值实现的渴望和对社会不公的心灵反抗。“物不平则鸣”织就了中国人侠客情结的历史根源。尽管当个体的自由精神与国家制度和名教纲常日益发生冲突后，侠客终于在集团暴力的驱逐下浪迹江湖，但即便经历了数千年名教纲常的严格限制后，武侠情结依旧让路见不平的侠客成为平民宣泄不公的永恒代言人。近代出现的武侠片，从1928年的《火烧红莲寺》到陈凯歌正在拍摄的《无极》，76年的武侠电影史完全可以媲美美国的西部片。瞿秋白曾经批评仙剑统治着中国人的脑筋。“济贫自有飞仙剑，尔且安心做奴才。”但《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却认为，她之所以单身离家走上革命道路，与那时读武侠小说“很有关联”，因为“除暴安良的动机和救民水火的革命思想本来就是吻合的”。

　　《韩非子·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游侠历来是正统文人痛恨的人群，因为他们能通过文人短缺的个人武力实现自己的意志；但游侠又是文人千古的梦想，无论是李白还是金庸，各代知识分子都不吝用文字赞美他们。

　　武侠，功夫和江湖。这是虚虚实实世代相传的神话，没有人相信它，却永远有人愿意相信它。